康乾盛世到底是怎样的景象？与江宁织造

《与曹寅》一书，由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撰写，书中刻画了康熙帝形象的复杂性，尤其是其奸诈阴险的一面。其中一位关键人物——曹寅，其祖父是康熙年间的江南织造。这个职务非常特殊，它既是见证康熙年间中国经济繁荣的窗口，也是体现独特执政特点的缩影。

康熙年间正式确立中央与地方两级铸币制度，地方分为二十局，以保障地方货币供给平衡。这些铸币局的分布与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连。经济相对落后的四川、云南等地铸币量较小，而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则发行量较大。

经济中心南移的趋势日益明显，晚明时期，江苏、浙江的“两江”地区已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这一地区的经济在清代已经相当发达，据经济史家统计，“浙江省局”与“江苏江宁局”的铸币数量在康熙年间位居前列。

江宁织造一职在此背景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该地丝织业发达，为皇宫及贵族供应针织品。自清以来，江宁织造由皇宫内廷兼任，属于宦官之一。但在康熙二年，这一职位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宦官兼任改为派“包衣”常驻，更名为“驻扎江南织造郎中”。

“包衣”是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最初的意思是“奴才”。清军入关后，“包衣”主要指归顺满族的大臣、知识分子。虽然被称为“包衣”，但已为国家所倚重。如曹寅等知名历史人物，已成为朝廷的高官。

康熙年间，第一任由江宁织造连任此职的是曹寅的父亲曹玺。江宁织造一职的级别极高，仅次于两江总督，属于中央派驻地方的头面人物之一。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朝廷派驻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中联办主任”兼“首席经济学家”。

在清代，江苏、浙江一带是国家赋税的重镇，经济高度发达。中央所派驻当地的官员需具备多重能力：懂经济、懂民政、治安，还要保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样的重任落在江宁织造的肩上。如周汝昌先生所言，“曹家实际上是握有国家经济特权的大官僚”。已故经济学巨擘黎诣远教授也认同此观点。

胡适先生曾认为江宁织造有特务的工作性质，但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他回忆称：“胡(适)先生说江宁织造曹寅是特务”，但唐先生表示不赞同这一观点。笔者更倾向于唐先生的看法：江宁织造的主要责任应是经济发展与行业管理，为中央提供江南文人结社、出版的情况以防反清思想的出现可能是次要任务。这种管理方式对后世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在江南地区经济繁荣的今天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一切归功于康熙皇帝的管理智慧包括他的货币政策勇于任用汉族人才的政策以及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方式的有效结合。这种先进管理理念理应被后世所借鉴和吸收以推动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