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上的正、副职到底谁怕谁？

在秦汉时期，郡县的副职官员们，主要职责在于副署文书、佐理事务。他们通常没有权力干涉其他政务，除非得到特许。历史中也不乏一些勇于直言、敢于争取民心的副职。

西汉末年，庐江都尉刘敞在基层了解到民众因连年干旱而苦不堪言，手着枯萎的稻谷向郡守反映情况。尽管他试图以证据说服对方，但最终因上级的不作为而被免职。这种副职为民的举动，虽未能改变现状，却赢得了民众的尊敬。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任永宁主簿，与知县关系紧张。在一次公事讨论中，司马池毫不畏惧地扳转知县的身体，强迫其恭敬地与自己讨论事务。这一事件虽然看似荒诞，但却是正副职之间尴尬关系的真实写照。

汉景帝时期的郅都太守与都尉之间的相处，更是揭示了副职与正官之间的微妙关系。虽然都尉的官职级别相对较低，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仍然能够制约太守，甚至与之抗衡。例如前文提到的庐江郡尉刘敞与太守的争论就是明证。

到了唐代，蓝田县丞崔某的经历则反映了副职的实际权力受限的状况。他每天忙于处理文书，但对于文书的内容却知之甚少。韩愈在《蓝田县丞厅壁记》中感叹道：“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尽管如此，崔县丞依然通过吟诗作赋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展现了一种超脱的态度。

宋代州县的副职权位有所提升，但仍存在与正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例如王安石在担任判官时，因与知州韩琦在公事上的分歧而引发矛盾。有时通判甚至扬言要对知州实行同级监督，可见知州对通判的敬畏之情。

明代起，地方正官的权力有所反弹，即便是第一副职同知、县丞等也不再拥有全局的职权。他们通常被正官委派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但仍有直接向上级申诉的权力。正官有时会以裁减乃至清除副职为乐，因为副职的存在往往会对他们形成制约。

何良俊所记载的一桩趣事，更是生动地描绘了副职官员如何与正官相处。松江府的同知吴献臣常常留在府堂一侧，监视知府刘琬的公事办理，一旦发现问题便当面指责。这种敢于直言的性格，使得吴献臣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刘知府的行为。

历史上副职官员的角色虽然重要但充满挑战。他们需要在有限的权力范围内发挥自己的作用，有时需要为民，有时需要制约正官的行为。他们的经历反映了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官场文化的特点，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