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妓院喝醉酒醉打巡警

在清末民初的北京，社会风气日渐开放，嫖赌之风尤为盛行。当时，不仅底层的贩夫走卒，纨绔子弟及官员沉溺其中，就连青年学生和大学教授也未能幸免于染。

据传，前门外的酒楼妓院主要顾客多来自当时的参议院、众议院及被称为“大学堂”的北京大学。就连以研究学问为业的教授，如蔡元培，也有时难拒这种冶游的乐趣。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现象颇为普遍。辜鸿铭便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他在北大任教期间，常常出入妓院，甚至在课堂上也毫不避讳地展示从手中夺取的手帕。他对这种生活方式的独特见解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让人印象深刻。他曾鼓励西方人如果想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可以先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传统美。

尽管这些文人墨客有时会流连于花街柳巷，但他们并非全然放纵自我。辜鸿铭虽然喜欢嫖妓，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他曾在翻译《二十一条》时，将所得报酬直接用于妓院消费，以此表示不碰来路不正的钱财。与此他也并不讳言自己的惧内心理，甚至以幽默的方式自嘲：“不怕老婆，还有王法么？”尽管这种行为在现代看来有些自相矛盾，但正是这种矛盾使得辜鸿铭成为了现代中国最富有个性的人物之一。

王韬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同样喜欢冶游，但又非常惧内。每次外出，都有老仆跟随，时刻提醒时间，以免夜归引起冲突。即便是写信给朋友，也不忘提及自己的苦闷：“寸天尺地，俱有拘掣，此真尘海中苦恼群生也！”可见这种生活在给他带来快乐的也带来了诸多束缚和压力。

这种风气并非仅限于遗老遗少之中。许多新派人物也沉浸在这种风气之中。蒋介石作为新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服膺宋明理学，但在上海洋场的花街柳巷中，他也经历了内心的挣扎。尽管他在日记中对自己好色的行为有所反省，但仍旧难以完全抵制这种诱惑。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在青年时期曾多次逛过妓院，并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些经历。但他后来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提倡新道德，呼吁尊重女性、反对行为。

这一时期的北京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开放之际，嫖赌之风的盛行反映了当时人们复杂的心态和文化背景。在追求自由和解放的人们也在面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和道德观念的挣扎。这些文人墨客的经历和反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探当时社会风貌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