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志铭为什么要贴金？唐代墓志的文化传承

自古以来，唐人热爱在墓志中贴金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现象。墓志铭中，人们常常隐恶扬善，粉饰乾坤，而唐人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明白，写墓志的目的在于记录逝者的美好事迹，以应对陵谷之变，让后人瞻仰敬慕。对于那些未能达到德称的人，也会模仿前人的规范，以追求远大。天下人对此多有怀疑，因为其中不乏不实之词。

浏览这些墓志，我们可以发现古人写墓志时最注重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甚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便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嘲讽。诗中描绘的立碑之人，功德平庸，文章亦无新意。但山中石碑却林立路旁，铭记的都是勋德太公、叙德仲尼般的人物。他们以多为贵，千言千值。撰写墓志的人为了取悦愚者，不思贤者嗤笑。这种现象不仅令贤者嗤笑，更流传后代怀疑。

真正的历史事实被石碑上的夸大之词所掩盖，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因为缺乏立碑吹捧而名声淹没。白居易的诗却让人们看到了这种风气背后的真相。《旧唐书·李邕传》记载，李邕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时常被人重金请去撰写墓志。他的生活也因此富足，甚至能用润笔费来结友交游。这也引发了人们对墓志铭真实性的质疑。

祭文中也常提及碑文的价值，韩愈因擅长写碑文而经常获得巨额稿费。他的作品中不乏夸大之词，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眼红他的收入，甚至拿走他的金子。白居易在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丰厚的回报，虽然念及与元稹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最终推辞不得之下将财物捐给了香山寺。

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不得不为逝者粉饰贴金，甚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然而这种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宰相因给人撰写墓志而声名狼藉，有人误敲了他的门却被告知“大作家在那边”。可见时人对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的鄙夷态度。

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的独特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指出墓志贴金现象的人，《洛阳伽蓝记》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皆夸大其词。”一个人活着时或许平淡无奇，但死后却能在碑文墓志中被描绘成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都是借助虚夸的言辞来损害事实真相。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在历史的长河中，墓志承载了无数关于生死与情感的故事。其中充满了隐恶扬善、粉饰乾坤的现象，犹如史书记载的皇甫德仪的故事，便是一例。皇甫德仪虽然在宫中失宠，甚至面临重病期间玄宗皇帝的无视，但当墓碑上的文字流淌时，她却被吹捧成绝代宠妃。玄宗皇帝对她似乎情深意切，每天亲自送药，等待她入睡后才离去。现实却是残酷的。皇甫德仪的儿子李瑶因武惠妃的构陷而含恨被害，这样的现实与墓志上的辞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看沛郡夫人的墓志，自称是太平公主与的次女。根据史书记载，这位武氏实际上是在开元二十五年去世的，那时太平公主的丈夫并非她所声称的人。这种明显的矛盾揭示出墓志中的不实之处。

吴王次子李玮的墓志上赞美其父李恪是“帝之爱子”，备受优宠。史实并非如此。李恪的一生中，因小事多次被贬去官职，实封被削去大半。尽管唐太宗一度想改立他为太子，但这只是心血来潮，而且只对一人提及过。当被反驳后，唐太宗对李恪的保护措施几乎为零，只是告诫他要谨言慎行。这种告诫显然不足以保护李恪，真正有效的保护应该是让未来的皇帝知道善待他。唐太宗既然能为其他儿子谋划未来，为何不为李恪做同样的安排呢？显然，李恪的遭遇并不如墓志所描述的那样美好。

韦思谦的墓志则展现了另一种现象。他的续弦妻子王婉对继子韦承庆十分严苛，甚至体罚他。在王婉的墓志中，她却被描述成一位慈爱的母亲，对继子视若己出。这种明显的差异再次证明了墓志中的夸大和虚构。这种贴金风气在当时已经到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地步。通过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墓志中的描述往往与现实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完全相反真实的历史往往隐藏在表面的华丽辞藻之下等待着我们去探寻和发现真相或许正是这些隐秘的故事使得历史更加丰富多彩令人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