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执政时期为何会爆发安史之乱？根本原因是什么

深入“安史之乱”：根源与爆发的必然性分析

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内乱。这场战役持续八年，对唐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将一起这场战役爆发的根源与必然性。

一、行政区划的弊端与府兵制的崩溃

“安史之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唐朝初期的行政区划弊端。唐朝初年，实行“州-县”二级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职需求不断加大，“州”的管辖范围越来越小。唐太宗虽然试图通过裁并州县来解决问题，但到贞观末年，一级行政区划的数量仍然过多。

为了方便管理，唐朝借鉴了监察区模式，按照交通线路将全国划分为多个监察区，由朝廷派遣监察官员前往监察。当监察官员逐渐转为常职后，监察区开始向行政区转化，这为“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

府兵制的崩溃也是“安史之乱”的一大诱因。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一种兵制。随着唐朝中期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均田制开始遭到破坏，府兵制的基础动摇。这导致唐朝不得不转向募兵制，兵制的转变使得边军将领的崛起成为可能。

二、唐玄宗时期的弊政与节度使权力的膨胀

“安史之乱”最终爆发在唐玄宗时期，这与唐玄宗的一系列弊政以及节度使权力的膨胀有着直接联系。

唐玄宗后期的怠政和朝政混乱为安史之乱创造了条件。随着唐玄宗对政事的疏忽和对权臣的纵容，朝政混乱，各级官员贪腐严重。这种环境使得安禄山得以通过贿赂各级官员而蒙蔽中央朝廷。

内部政争和胡将的崛起也是“安史之乱”爆发的重要原因。由于唐朝任用胡将的传统和唐玄宗对边镇将领权力的放任，导致安禄山等胡人将领开始独掌大权。这些将领在边疆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旦有野心膨胀的人出现，就可能引发动乱。

“安史之乱”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行政区划的弊端、府兵制的崩溃、唐玄宗时期的弊政以及节度使权力的膨胀都为这场战役的爆发创造了条件。我们应该从历史的教训中吸取经验，加强中央集权，完善制度建设，防止类似的历史事件再次发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为了应对边疆的战事，朝廷在边境地区设立了大规模的军事重镇，十大节度使制度应运而生。到了开元十年（722年），边境的军队人数已经多达六十余万。随着府兵制的崩溃，从开元十一年（723年）开始，募兵制逐渐取代府兵制。到了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各镇节度使麾下的军队已经基本全部转变为募兵。

募兵制下，士兵的身家性命和升迁前景全部掌握在节度使手中，这使得节度使的权威空前强大。他们不仅掌握了军权，而且士兵们“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随着边境驻军的增多，后勤供应的难度逐渐加大。朝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尝试进行供应改革，最初仍然采用军屯制度，让驻军开垦农田，实现自给自足。

由于军队对供应的即时性要求很高，朝廷不得不逐渐将防区的财政权交给驻军将领。甚至为了确保军队供应，连防区内食盐资源的管理权都交给了地方军队。这样一来，虽然边境军队确实实现了自给自足，但各地节度使也牢牢掌握了财政大权。

自唐太宗时期设立监察区以来，各种监察官员如风俗使、黜陟使、巡察使等本为朝廷临时派遣。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各道的采访史逐渐成为常设官员。他们主要负责监察本道刑狱和地方州县官吏。为了防止各地官员对军事行动的掣肘，唐玄宗从天宝年间开始，又改由节度使兼领采访使。这样一来，节度使在辖区内能够做到如臂使指，军事行动效率得到最大化，但同时也掌握了辖区数州的治权。

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朝政腐败极为严重，节度使已经成为了坐拥军、政、财大权的一方军阀。中央朝廷的混乱衰弱与地方节度使的迅速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史之乱”在唐玄宗执政时期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以说，唐玄宗时期的节度使制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边疆的防御，但也将权力过于集中化，导致了地方军阀的崛起和朝廷的衰弱。这一历史时期的混乱局面，为后来的唐朝政治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