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朝的读书人都爱找艺妓？

东坡先生一日退朝后，食罢，悠然抚腹徐行，回头对侍儿们笑道：“你们说说，我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一婢女立刻回答：“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道：“肚子里满是见识。”坡公也未觉得贴切。直到朝云开口：“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东坡闻言捧腹大笑，赞叹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苏轼的侍妾王朝云原为家妓，与苏轼的缘分宛如一段佳话。在宋朝，士人与艺妓的交往屡见不鲜，这种关系超越了简单的欢愉，融入了才情与志趣的交融。为何宋朝的艺妓与士人能有如此融洽的关系？这种景象在后世为何不再出现？

艺妓，严格说来，是一群颇具才智与教养的女艺人。她们不仅是表演艺人，更是文化的承载者。在宋朝的各类宴会中，我们常常能见到艺妓表演的身影。她们大致可分为官妓、家妓和独立的妓，均归入贱籍。其中，官妓与家妓尤为普遍。

官妓是在官府注册过的，被称为“弟子”，暗指她们具有专长，并非奴隶。她们必须无条件听从官府的差遣，在官宴上献艺、陪酒、应酬。而宋朝官妓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宋太宗灭北汉时，“夺其妇女随营”，后设官妓以服务于州郡官员。家妓则是家中畜养的私有，她们经常被称为“姬侍”、“侍姬”，说明家妓也要侍奉主人，但不同于一般的妾，她们担负着为主人歌舞助兴的职责。

宋朝的士人，常常将艺妓视为一种奢华优雅的身份象征。为了追逐美丽多才的艺妓，“闻人家姬侍有惠丽者，伺其主翁丧际，已设计贿牙侩。伺其放出以售之。”在这种情况下，才子佳人式的士、妓故事层出不穷。

宋朝之后，程朱理学兴盛，艺妓的形象被抬高到了阻碍公共道德的高度。官员与艺妓的交往成为了被人攻击指摘的事情。例如朱熹参奏某人因与接触而道德败坏。某些道德高尚的士人致力于减少的存在，甚至使她们的贱籍身份得以改善。如温州太守杨简提议将设在官府开办的酒馆里招徕客户，并取消了温州的注册簿，使之回归良人身份。

士人的高尚道德体现在对险些为妓的女子的拯救中。如某魏姓官员的夫人为庆祝其生辰买来一个家妓，后发现此女原是官家女，便立刻安排其与自己的女儿同住，并为其择选良缘。

在宋代，才貌双全的艺妓象征着士人阶层的奢华与身份地位，因此备受推崇。而文章开头提到的苏轼与王朝云之间的融洽关系，也是这一时期士、妓交往的一个缩影。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宋朝以后便不再出现，成为历史的一段佳话。自南宋以来，士人的观念逐渐转变，他们开始将艺妓——原本被视为“贱民”、玩物的存在，与道德堕落相联系。艺妓与士人的品味和财力之间的关系逐渐淡化，反而被提升为对社会公共道德的阻碍。这一变迁背后，艺妓的多重身份引发了众多的解读与讨论。

南宋之后，士人的眼光似乎更加复杂和挑剔。他们看待艺妓的角度，不再仅仅局限于其才艺表演，而是更多地关注其道德层面。这种观念的变化，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的转变。艺妓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她们的命运和形象变化，成为了社会变迁的晴雨表。

每个时代的士人，对艺妓的解读都有所不同。在宋朝，艺妓主要是以一种艺术表演者的形象存在，她们的技艺和才华受到社会的赞赏。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清时期，艺妓的形象开始发生变化。她们不再仅仅是艺术的载体，更多地被赋予了道德层面的含义。这种变化，反映了社会观念的转变和道德标准的提高。

在这一进程中，艺妓的多重身份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她们既是艺术的传承者，也是道德的试金石。她们的命运起伏，不仅与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也与士人的解读和态度息息相关。正是这种复杂的身份和多元的角色，使得艺妓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和争议的焦点。

从南宋到明清，士人对艺妓的看法逐渐从欣赏其艺术才华转变为关注其道德层面。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观念的转变，也揭示了人们对道德标准的提高和期待。在这一进程中，艺妓的形象和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成为了社会变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艺妓的变迁史是一部生动的社会史，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观念的转变。她们的形象和地位，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争议的焦点。正是这种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得艺妓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成为了文化和社会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