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洋务运动会失败？这四大因素揭示了洋务

作者张海鹏，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重要职务及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曾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及会长。

基于已故学者樊百川的研究，我们了解到洋务派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借法”活动中，共创办了六十家使用机器的近代企业，累计投入经费约五千三百万银两。这些企业中，军事工业占了二十一个，投入及历年增添设备经费约为一千五百万银两。除此之外，还有三十九家其他近代企业，投资达三千七百万银两。若将洋务派影响和特别批准下兴办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也计算在内，总共也不过一百二十余家，投资约五千八百万银两。这些数字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甚至与同期的日本相比也相形见绌。日本在1892年前的25年间，就建成了5600多个公司，总计资本达2.89亿余日元。

在洋务派的“借法”活动期间，全国各种形式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共兴办了近三百家，资本超过一千万银两。其中，依附于洋务派“借法”活动的企业约有六十余家，资本约为五百余万银两。其余的企业和资本则并非依赖于洋务派的“借法”活动，而是在其排挤下，寻求其他途径艰难发展。

我们可以总结洋务活动期间企业兴办的几个关键点：

洋务活动并非全国一致推动的活动，而是个别官僚经朝廷批准进行的，因此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极不平衡。朝廷居中驾驭，更关注政权的巩固而非生产力的发展。

洋务派主要着眼于引进机器技术，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相对欠缺，更别提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了。他们坚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应对国内人民的反叛，所谓“御侮”的实质是维护条约体系所产生的“和局”。

第三，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虽然借用洋匠，但未采用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它们完全利用传统的官办局厂方法管理，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资金流失严重。

第四，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多采用官督商办体制，这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同时也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生和生产力的发展。

尽管洋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早期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在后期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总体来说，其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规模出现方面并未能达到日本那样的效果。对于洋务活动，我们应该持客观评价的态度，既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也要认识到其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