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官场真的是越有能力越好吗-其实不然

古代官员的工作繁杂多样，从教育百姓、征收钱粮到处理司法刑狱，再到水利、漕运、剿匪等非常规任务，每一项都需要深厚的业务能力。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官员似乎无所不能，跨越了教育、财政、军事等多个领域，甚至涵盖了吏、礼、兵、刑、民、工六部的职责。

他们真的无一不精吗？回到历史的长河，我们会发现，古代并没有为行政或做官设立的专门教育，只有儒家的理论教育。当读书人初入官场，他们实际上是在用儒家的道德理念来指导自己的工作。这些道德的核心是“忠君”，也就是对皇权的绝对尊崇。

在这种背景下，官员们考虑问题的首要出发点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皇权的稳固，而非业务的精通。皇帝评价官员的首要标准也是忠诚，而非业务能力。对于帝王而言，宁愿用忠诚的庸才，也不愿用有异议的人才。这就导致了政治成为首要考量，而业务则退居其次。于是，“阿旨曲求”的官员能够得到宠信，“直情忤意”的则可能遭难，谁还会真正重视业务工作呢？

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官员的业务成绩不佳，又该如何应对业务考核呢？答案首先是讲政治，再看业绩。只要对皇帝、对维护体制稳定有用，官员便能稳坐泰山甚至平步青云。“德”被放在首位，“才”只是其次。而“德”的标准被皇帝牢牢掌握。

在光绪、宣统年间，国事纷扰，京官们却表现得相当颓废。他们每天只是到衙门报个到，并不真正关心业务工作。他们在乎的是上司的喜好、衙门职位的空缺和权力争斗。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少有官员会扎实地钻研具体政务，追求政绩。

当遇到必须解决的问题时，古代官员通常会依样画葫芦，遵循惯例和传统，或者揣摩上司的意图来敷衍处理。他们不求真正解决问题，只希望早点将问题糊弄过去。如果遇到突发问题，他们会借助下属的策划和建议来处理。有时，他们甚至会将幕僚的意见当作决策，直接下达执行。

这时，真正维持各个衙门运转的，不再是那些几年一任的官员们，而是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在本衙门工作的胥吏差役们。这种现象甚至导致了“本朝与胥吏共天下”的局面。

然而反过来说，古代官员其实并不需要过于深入地研究具体政务。只要官府不横征暴敛，不妄加干涉，市场和社会的自然力量就足以推动经济的自然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这个角度看，古代官员的庸碌无为有时也是一种好事。他们的工作压力相对较小，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学习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民众和治理国家。他们的这种工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古代社会的治理智慧和对自然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