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宋朝如何追究法官错判责任。

如何追究法官错判责任：历史的启示与现代的反思

从古至今，无论在哪个时代，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和准确性都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保证。错判现象的存在始终是一个挑战。今天，我们就以宋仁宗年间的一起错案为例，探讨如何追究法官错判责任。

宋仁宗年间，陇州发生了一起重大错案。庞仁义控诉马文千、高文密等五人为越货的劫盗。经过一系列司法程序，高文密因无法承受刑讯逼供而死亡，其余四人被判死刑。当秦州捕获真正的罪犯时，才发现马文千等人实际上是冤枉的。

对于这样的错案，宋王朝有着严密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我们需要理解两对重要的概念：“故”和“失”，“入罪”和“出罪”。这四者的组合代表了四种类型的司法犯罪：故入人罪、故出人罪、失入人罪、失出人罪。宋人通常将这四种情况合称为“出入人罪”，并将追究相关责任的制度称为“出入人罪法”。

对于“故入人罪”的错案责任人，惩罚非常严厉。如果司法官故意将完全无罪之人判有罪，那么一旦被发现，受害人的刑罚将转嫁给制造冤案的司法官。而对于因过失导致的错判，即“失入人罪”，由于不存在主观故意，法律对责任人的追究相对较轻。具体的处罚措施根据错判的严重程度和受害人的数量而定。

在宋代的制度下，对法官的责任追究不仅仅限于刑事方面。如果法官因贪污受贿而故意开脱犯人的罪行，即“故出人罪”，将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宋朝法制对官场腐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即使其他罪行遇上大赦，贪污罪也不可赦免。这一点体现了宋朝对司法公正和反腐的重视。

对于法官错判责任的追究也体现了法律的公正与宽容。在错判尚未执行的情况下，法官的刑事责任可获减等。这是法律对人性的一种理解，也是法律公正的一种体现。

回到现代，尽管我们的司法制度与宋代有所不同，但追究法官错判责任的原则是一致的。我们要通过严密的司法程序设计，尽最大可能减少错案的发生率，并在发现错判之后，严厉追究相关法官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每一个公民的权益得到公正的保护，确保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无论是历史上的宋王朝还是现代的我们，都要始终坚持追求司法公正，坚决追究法官错判责任。这不仅是对受害人的公正交代，更是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正义得到真正的实现，让公平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和谐。在宋朝景祐三年（1036年），司法体系有一项严格的立法规定，如果司法官员因疏忽导致错判两人以上徒罪，或者同一人两次因过失被错判徒罪，他们将永远不能继续在司法界任职。这一规定凸显了宋朝对司法公正的高度重视。

宋朝对于“失出人罪”的追究却相对宽松，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无问责。这反映出宋朝的司法传统：“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宁愿违反现行法律，也不肯冤枉无辜。这种宽松的处理方式，虽然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但也可能导致法官在判决时倾向于轻纵罪犯，对司法公正造成潜在威胁。

元祐七年（1092年），有臣僚对此提出异议，并建议对于法官失出人死罪和徒流罪的情况应予以相应的惩罚。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制定了新的法律。仅仅八年后，即有官员提出异议，认为过于重视错判入狱的惩罚，而忽视了错放罪犯是小过，符合圣人的好生之德。朝廷恢复了“失出不坐”的惯例。

让我们回到陇州的一宗“五人冤案”。这起案件的原审官员很快被查明并问责。陇州判官李谨言、推官李廓、司理参军严九龄以及陇安县尉董元亨等直接责任人被开除公职，发配到广州服役。而陇州司理院的狱吏则被严惩，刺配沙门岛；陇安县狱吏则被发配到广南牢城。对于负有连带责任的权州事孙济，更是被贬到偏远的雷州担任参军。

即便国家大赦之际，宋仁宗依然没有赦免这些错案责任人，而是按照当时的“失入人罪”问责制度予以严惩。仁宗皇帝更是下诏，法官审判案件时，若存在枉法滥判，必将受到严惩，无赦免之理。

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宋朝对于司法公正的重视与坚持。尽管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反复与争议，但宋朝始终坚守着对司法公正的承诺，为后世树立了宝贵的榜样。这样的决心与行动，值得我们深深敬佩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