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皇帝为何要与偏房天下？

在古代中国，权力结构精妙复杂，名分与实权时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权力斗争的生动画面。

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正室与偏房的地位差异，其实正是权力结构中名分与实权的缩影。正室虽尊贵，但侍妾也可能因得君主宠爱而在家庭中取得实际的影响力。这种权力格局，在官场中亦有体现。

官场中的妻妾争权，不过是权力斗争的一种隐喻。帝王的权力分配，同样有着“正室—偏房”的复式结构。正室指的是以宰相为首的官僚系统，他们在名分上是国家权力的正式代理人。帝王常常在正式官僚系统之外，另设偏房，赋予其实际权力。

晚清开明官僚郭嵩焘的历史观察揭示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各朝代的权力并非完全集中于君主手中，而是与各种人物“共天下”。这些人物虽在名分上没有治理天下的正式权力，却凭借与权力中枢的特殊关系，掌握实权，成为隐权力集团的代表。这些隐权力集团，就像是受宠得势的政治“偏房”。

皇权专制是历史的宏观描述，但在具体情境中，君主的独裁局面并不多见。尽管一些雄才大略的君主试图通过设立内朝来绕过制度性障碍，实现君主独裁，但结果往往是“偏房”变得位高权重，甚至不受君主控制。

例如，西汉时期的刘彻设立了由宦官、外戚等组成的内朝，试图加强君主对政权的控制。内朝成员虽无执政大权，却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关系网络而拥有巨大的隐权力。这也导致了外戚擅权干政的问题，最终葬送了西汉政权。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光武帝建立东汉政权后，吸取了之前的教训，通过设“尚书台”来架空三公之权，实现朝纲独断。这一切都是在“正室”之外另立“偏房”，通过操纵“偏房”来实现君主的独裁。

古代中国的权力结构错综复杂，名分与实权的斗争贯穿其中。君主的智慧与谋略，以及历史的吊诡，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评价“政出于二”：汉代权力结构的复式特点与其历史演变

汉代权力结构之独特，被后世评价为“政出于二”，意味着一个正式的权力系统之外，还有一个非正式的副权力系统。这一结构仿佛为历史的舞台带来了一系列权力斗争的闹剧。

刘秀设立尚书台，意图摆脱正式权力系统对皇权的束缚。历史总是重复上演相似的剧情，这个副权力系统一旦羽翼丰满，便不再是皇帝所能轻易操控。尚书台在东汉后期成为外戚、豪族权臣把控朝政的工具。他们通过“录尚书事”之衔，垄断了朝廷大权。

随着历史的演进，君主的权力斗争与权臣的明争暗斗最终以权臣的胜利告终。东汉皇室在与权臣的较量中逐渐失去主动权，天下被门阀士族瓜分。为了限制正式官僚系统的权力，防止权柄下移，君主又另立宦官参与朝政。这个副权力系统如同一个不可逆的程序，一旦启动，无法制止。晚唐的宦官权势滔天，甚至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相较之下，宋代对正式权力系统的尊重显得尤为突出。宋代少见地未形成副权力系统，各种隐权力集团大多受到遏制。即使君主在政事上也不能独断专行。宋代的健康权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御隐权力，连皇帝也不敢轻易破坏这一结构。

遗憾的是，宋代的天下被蒙古人接管后，君主对正式权力系统的尊重不再，宋也未能幸免于“共”天下的命运。明清时期又出现与宰相、太监以及胥吏共治天下的局面。

从汉代至今的历史进程中，不难发现，皇帝为了对抗官僚系统，常常另立“偏房”以钳制之。这些非正式的权力容器虽便于君主操纵，但久而久之会渐渐固化、复杂化，甚至变成正式权力的一部分，反过来分化君主的独裁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偏房的陷阱”。

那些执着于“大权不可旁落”的独裁者并未意识到，分散在复杂管道中的权力虽然不易为君主任意摆布，但颠覆性较低。相反，摆脱了科层束缚的隐权力一旦失控，就如洪水决堤。西汉刘彻置内朝、东汉刘秀倚重尚书台、明代废宰相等举措，虽短期内看似有效，但长远看都重蹈了“偏房”坐大的覆辙。

汉代的“政出于二”现象揭示了权力结构的复杂性和历史演变的过程。君主欲借“偏房”尽收权柄的想法往往适得其反，高度集中的权力更容易被亲近的隐权力集团窃取。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