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儒家的韩非，到最后为什么会变成发夹代表？

韩非儒家出身却成为法家代表的背后原因

在历史的深处，一个令人好奇的现象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为什么出身儒家的韩非，最后却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这一问题像一股清流在历史的长河中泛起涟漪，今天我们就一同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

要明确的是，儒家与法家之间的观念差异明显。儒家主张“性善”，提倡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而法家则主张“性恶”，强调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管理国家。二者观点鲜明，似乎南辕北辙。

深入研究我们会发现，韩非虽然是儒家的弟子，但其思想却与儒家有所分歧。特别是荀子的思想，已经蕴含了儒家的“变异”。荀子提出了“性恶论”，这一观点为法家的思想提供了逻辑起点。在荀子看来，世界所有的丑恶和乱象都是由人的“性恶”导致的。这一观点与法家的基本假设——“人性本恶”相呼应。

基于“人性本恶”的观点，法家认为人需要被管理。而且，由于人性的丑恶，单纯的道德教化是徒劳的。对于“性恶”之人，不能仅靠道德劝说，而必须依靠严刑峻法。这就是法家治国理论的思想基础。

再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演变，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线索：越来越强调现实的功用。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再到荀子的礼，儒家的理念越来越具体、可操作。这一过程也暗示了儒家与法家思路的逐渐接近。特别是荀子，他在重视礼的也意识到了法的作用。可以说，荀子已经将一只脚迈进了法家的门槛。

而韩非，作为荀子的学生，深受其“性恶论”的影响，并更进一步强调了法的重要性。他提出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为法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韩非的儒家出身并不妨碍他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三晋”地区之所以成为法家思想的发源地，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这一地区处于诸侯国之间的夹缝中，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挑战。这种生存环境促使这一地区的人们更加注重实际功用和法律制度的建设。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大都出自这一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

韩非虽然出身儒家，但其思想与儒家有所分歧，特别是受到荀子“性恶论”的影响，使他最终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而“三晋”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为法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这一切都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生存压力重重的环境下，人们更加重视现实的利害得失，坚信“活下去并活得好比什么都重要”。在这种氛围里，“经世致用”的实际行动远比“高谈阔论”的抽象理论更受欢迎。这种现实的土壤，为法家思想的诞生和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齐策》中记载的一个故事生动地展示了“三晋”地区法家思想的深入人心。曾经有人被派往赵国，面见赵威后。赵威后询问关于齐国三位“处士”的情况——钟离子、叶阳子和婴儿子。他们虽都是道德高尚的人，但赵威后关注的并不是他们的道德品质，而是质问使者为何齐王不让他们出来做官，辅助齐王。在赵威后的眼里，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有多高尚，而在于他是否能“助王”——只要你的行为有利于国君的统治，你就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紧接着，赵威后询问了另一个人的情况——“於陵子仲”是否还在?这个人既不服从齐王的统治，也不管理自己的家庭，更不与诸侯国交往，活脱脱一个隐士。赵威后对于这种人的态度立刻转变，尖锐地问道：“这是带领人民做对国君无用之事的人，为何至今还不杀掉呢?” 在她的观念里，任何对国君无用的人，无论其身份如何，都应被铲除。这与法家的思想不谋而合。

在法家的理论中，个体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其是否能“助王”。如果你威胁到了君王的统治，自然会被清除(如韩非所描述的“五蠹”、“八奸”)。同样地，如果你想做一个超脱世俗的隐士也是不被允许的(如赵威后的言论)。

自秦朝以来，历代王朝都采取“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思想来治理国家。尽管儒家与法家在许多观点上有所冲突，但它们也并非毫无交集。荀子和韩非的思想中就能找到一些共通之处，这也是我们学习古代先贤思想的一个重要启发。从赵威后的态度中，我们可以一窥法家思想的精髓——重视现实利益，强调个体存在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其对于君主的效用。这种思想虽有其局限性，但在历史上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