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收权再分权，彻底改变了华夏民族的内在！

今天迷奇闻网带来一篇关于权利分割的文章，让我们深入理解历史的变迁。这种变迁并非始于唐末的动乱，而是早在黄巢之乱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黄巢之乱是一场真正的流动作战，波及范围遍布今日的中国广大地区，包括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和陕西等地。为了围追堵截黄巢，各地纷纷自立门户，虽然最终消灭了黄巢，但却失去了名义上的统一。这种局面与后来的五代十国时期颇为相似。

谈及唐末的势力分布，北方有晋王李克用、梁王朱温、岐王李茂贞和燕王刘仁恭四强争霸；南方则有吴、闽王王审知、吴越王钱缪等六雄并起。而在这些势力纷争之际，契丹已经崛起。拓跋思恭因平定黄巢有功，被赐名并授予夏州节度使之职，其辖区被命名为“定难军”，这就是西夏的雏形。

这个乱世格局下，真的可谓是英雄出少年，有志者事竟成。谁能够掌握天下大势，谁就有可能成为天子。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朱温和李克用等人的争斗尤为激烈。最终，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灭掉了朱温的势力，击败了刘仁恭和李茂贞等北方强敌，一统北方，建立了唐朝的后继王朝——唐国。而后汉、后周和宋朝都是出自李克用这个家族。

在宋朝建立之后，赵氏兄弟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避免重蹈唐朝灭亡的覆辙。赵光义曾言：“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这一论断奠定了宋朝三百年的政治基调。接下来，赵氏兄弟通过一系列措施防止天下大乱。

他们实行收权政策。通过设立知州来削弱节度使的权力，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同时设立诸路转运司来夺取节度使的财权。此外还将天下的精兵加入禁军系统，将地方武装削弱至厢军水平。这样一来就能从根本上防止地方势力的膨胀导致分裂割据。

其次通过分权来防止权力集中。通过设立副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等职位来分割相权、军权和财政权让各个机构之间相互牵制形成平衡的局面从而避免专权的出现。枢密院虽然掌管军政但只负责调兵而没有直接掌握军队日常指挥权；日常掌控军队的是三衙或三帅；战时则派遣临时统帅出征作战结束后军队回归三衙指挥之下实现军政分离防止武将专权的情况发生。最后打造世界上最早的文官集团以文抑武实行科举制度选拔官员组成形成文官集团让武将失去造反的机会同时大力提倡文治立下不杀言事者的祖宗家法形成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士大夫们开始竭力鼓吹无条件的忠君观念并将忠君提到了人生第一原则的高度最终使尊君敬上的思想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道德准则之一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同时宋朝还注重官员之间的互相牵制与监督通过官职差遣的分离等方式确保权力的分散和制衡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华夏历史的演进中，皇族的地位与角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宋朝开始，皇权逐渐被神化，最终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这一转变，标志着古代皇族与民众关系的重新定位。

宋朝的皇室有意识地压制武将势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削弱武人的地位。他们倾向于招募地方的无赖流氓加入禁军，这样的举措不仅导致武人地位的下降，也让军队的形象在社会中一落千丈。“好男不当兵”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

从维护统一和防止造反的角度看，赵氏兄弟的做法无疑是成功的。这种做法也走向了极端。无论如何评价宋朝，都无法否认其对于华夏民族性格的深远影响。宋朝以后，汉唐时期的开拓进取精神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谨慎、畏惧他人的态度，“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成为了社会常态。

赵匡胤的成功使得“兵强马壮者可为天子”的观念逐渐消失。这种改变的消极影响很快便显现出来。与汉唐因分裂而灭亡不同，宋朝的两次亡国都是由于外部势力的入侵。虽然权臣和武将造反的现象得到了遏制，但能够抚平四夷的名将——如汉之卫霍、唐之二李——却难以再现。

可以说，宋朝的历史既是一部皇权神化的历史，也是一部华夏民族性格发生深刻转变的历史。在这一时期，皇族的地位与做法对社会的深远影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反思。宋朝的历史告诉我们，权力的平衡与适度至关重要，过度压制或推崇都可能导致社会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