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海龟与土鳖的待遇

在1917年的炎炎夏日，胡适，这位留学美国七年的学者，回到了他的祖国，并选择了北京大学作为他传播新思想的舞台。他的归来演讲，在少年中国学会的讲台上回荡，而他所朗诵的荷马诗句，如同一把明亮的火炬，照亮了中国现代转型的曙光。那句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t hate again”，胡适将其翻译成中文，寓意着留学生们带着改变世界的决心归来。

这是一个时代的交接，晚清以来，中华帝国的秩序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而留学生们，作为文化的桥梁和先锋，被赋予了超越学术的多重历史使命。他们不仅仅是寻求西方的真理，更是寻找民族的复兴之路。从最早的留美幼童容闳，到甲午海战后的留日热潮，再到民初的欧美留学热，这些留学生们如同波浪般翻滚，后浪推着前浪，承载着民族的希望与梦想。

史家罗志田先生在为《中国留美学生史》所写的序言中提到，从二十年代起，英美留学生逐渐在思想学术领域取得优势。这也带来了“镀金”与“镀银”的分化。留学生的待遇、资源与权势远超过国内新式学堂的毕业生，更不用说那些坚守传统儒家经典的旧学子了。

陶希圣，这位北京大学法科毕业、曾任职国民中宣部及《中央日报》的人物，他的经历也反映了这种待遇的差距。他回忆道，即使是国内顶尖大学毕业的教师，在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工作场所，其待遇、办公设施都与真正的海归留学生有着天壤之别。这种鲜明的等级差别在传统中国是不存在的。传统中国的私塾、书院，无论出身何处，都是用同样的儒家经典来温故知新。留学的初衷是向西方学习平等真理，却在现实中打造了新的不平等，强化了留学生与非留学生之间的人际隔阂和竞争。

陈寅恪先生，他留学日、美、欧却并未以此为荣，他曾对其学术助手浦江清坦言：“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这句话透露了对留学制度某种程度的反思与批判。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留学生们承载了太多的期待与压力。他们的经历、见识、学问成为他们攀登事业高峰的阶梯，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竞争。正如陶希圣所言，留学生应当警惕，国内学生的数量远超他们，淘汰率也更高。而那些真正用心学习、不图虚名的人，他们的学问和见识并不比留学生差。

胡适的归来，留学生的崛起，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反讽。他们在寻求救国之路的也面临着如何真正平等、公正地融入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课题，也是一个民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