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出名士，为何大多都得不到善终呢？

“洛阳纸贵”这一词汇源自《文苑传》中对西晋太康时期著名文学家左思的代表作品《三都赋》的记述。这部作品曾在洛阳城广为流传，受到众多文人墨客和社会名流的热烈追捧，甚至连权贵之家都竞相抄录，使得洛阳城的纸张价格因此上涨。如今，这一词汇被用来形容作品受到广泛的赞誉和推崇。

左思在创作《三都赋》时大约三十岁，这篇文章的问世立即引起了轰动，不仅确立了他在西晋文坛的地位，更让他成为“鲁公二十四友”这一文人团体的核心成员。左思曾在官场担任过秘书郎、平原内使、祭酒、宁远将军等职务。

由于涉及到贾谧陷害太子引发的八王之乱，左思受到了牵连，失去了官职，选择了退居宜春里，专注于创作。后来，因为战乱频繁，左思举家搬迁至冀州以避祸。命运并未对他有所眷顾，左思最终在冀州遭遇不幸。

文献中的左思被描述为貌寝、口讷，不善于交际，性格甚至有些孤僻。他的辞藻壮丽，擅长文字创作。这样的性格其实更适合于做一个文人墨客，而非在官场中混迹。左思在官场多年，并未显山露水，始终保持着低调。即便如此，他仍难逃悲惨的命运。

对比两汉魏晋时期的文人命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文官命运多舛，许多才华横溢的人如嵇康、刘桢等，都因种种原因受到了严厉的惩罚，甚至失去了生命。而在唐宋时期，即便经历了残酷的政治斗争，许多文人如苏轼等，依然能够保全性命，并保持着儒学者的风骨。

这种差异不仅与两汉魏晋时期的时局变化有关，更与人才选拔任用制度紧密相连。古人的选举虽强调“德才兼备”，但各时期的实际执行却大相径庭。两汉时期的人才选拔更重视品德而非才华。而魏晋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更是名正言顺地靠出身决定命运，文才变得次要。有些人虽有才名，但命运却如蚁般卑微。

在唐宋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文才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尤其是在盛世时期，才名的重要性不亚于护身符。明清时期，虽然科举制度趋于成熟，但对于人才的选拔有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思想控制的加强使得科举制度趋于僵化，学子们也逐渐趋于功利化。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唐宋时期的文化能够如此璀璨夺目。相比之下，魏晋时期虽有名士如左思，他们的作品或许能够引起一时的轰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未留下深刻的痕迹。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差异，也揭示了人才选拔制度对于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