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看书为什么会有生命危险 古人不是什么书籍

我是风趣网的小编，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段关于古代书籍背后惊心动魄的故事，希望你能喜欢并关注下去。<

在古代的一次征战中，国库因连年征战而变得空虚。为了弥补财政空缺，朝廷决定出售宫苑所养白鹿的皮给诸侯。一块仅一尺见方的白鹿皮竟然被标以40万钱的高价，这无疑是对诸侯们的明目张胆的掠夺。这一行为引发了大司农颜异的反对，他却被指责妄议朝廷，被酷吏定为“腹诽罪”。这个罪名虽然是由张汤首次提出，但其根源却与董仲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汉武帝时期，为了大兴酷吏政治并维护自己的名声，汉武帝常常借儒家圣贤的名义来粉饰现实。每当朝廷讨论司法问题时，他都会寻求董仲舒的意见。董仲舒的回答被集结成册，名为《春秋决狱》。其中有一个案例是关于误伤父亲的，虽然按律子女殴打父亲要判死刑，但董仲舒却主张如果子女没有加害之心就不应治罪。在政治层面，儒家的温情似乎并不被重视，更多的是诛心之论。

以淮南王刘安为例，他因被举报谋反而受到朝廷的调查。尽管他没有发过一兵一卒，也没有任何谋反的迹象，但由于调查者熟练掌握了《春秋》中的“原心定罪”的技巧，他最终被定为心怀叛逆之人，数万人因此被牵连。

在中国历史上，通过解读只言片语来推断心理动机并判罪的事例不胜枚举。比如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因案发十年后被人“忽然发现”是主谋而被赐死，全家被斩首，株连三万余人。而这些罪名在朱元璋的手诏和刑部案卷中却找不到任何证据，只有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和明显有问题的证词。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些家奴的举报也能成为定罪的关键。如李善长的一个家奴举报主人曾与胡惟庸密语良久，另一个家奴举报主人曾召集官员讨论谋反的事。尽管李善长精明过人，但朱元璋却轻信了这些举报。

到了明末，心学盛行，人们纷纷反思自己的本心并改过自新。这却成为了一些人安插罪名的机会。比如有人因为贺表中的词语写错而被弹劾并自裁，还有文官因写了几篇《读通鉴论》而被举报“借古讽今”而被处决。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自我压抑成为了主流，连皇亲国戚也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想法。皇子们研究历史时只敢写汉唐宋三代，不敢碰元明和本朝的历史。而普通百姓更是生活在一种互相诛心的社会风气中，学者戴震对此深感痛心，他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在这个时代，皇帝真的讲理吗?戴震也清楚，尊者和长者无论如何都是对的，卑者和幼者即便据理力争也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