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对当代的启示有哪些 政策形成的根源在

当代社会背景下，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尽管历史已经跨越了两千多年，中国的农业大国地位依然稳固。解决三农问题仍是党和的首要任务。

随着十八大的召开，“新四化”和“四化同步”理念提出，农业现代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基石，被赋予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道路上，农业现代化建设是核心任务之一。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依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有效引导农村人口转移。这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社会使命。

在处理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遵循法治原则。对市场的干预应当在法律框架内进行，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寻租现象的发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必须确保市场竞争主体的平等地位，杜绝“权力寻租”，确保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和良性发展。我们需要加强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以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等领域为重点，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从历史角度看，不同时期对商业的政策导向不同，反映出国家对农业与商业关系的认知变化。战国时期强调耕战，鼓励农业而抑制商业。但在某些时期，如中唐时期，对商业的政策有所松动。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封建统治者对商业的压制也影响了商业的正常发展。

李悝的思想体现了古代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商业的抑制。他提出了“尽地力之教”，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主张增加农业产量。他也主张抑制商业的发展，认为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导致国家贫困和民人饥寒。尽管李悝的思想有其局限性，但他的重视农业的思想和对农业政策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农问题仍然是我们的重要课题，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我们需要借鉴历史经验，结合当代实际，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推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我们也需要加强法治建设，确保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和良性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和不懈奋斗。在李悝的“禁技巧”政策时，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从春秋时期农、工、商并重的思想，到李悝的经济政策和“禁技巧”的提出，都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轨迹。

深入了解这一政策形成的经济根源，我们发现中国特殊的地理和经济条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中国地处东北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通过种植采集即可轻易获取生活资料。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为“重农抑商”政策提供了客观经济条件。在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影响下，中国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使得农耕生产方式难以被其他方式所替代。与之相适应，“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时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一定历史时期，这一政策基本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较好的生产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政治根源方面，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下，一切财富资源都属于皇帝所有。商业的发达必然会与国家争夺资源，因此被视为是对皇家财富的盗取。为了保证国家对资源的垄断权，任何有利可图的工商业都会被收归官营，禁止私营。商业的发展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资源，威胁国家的农业基础。统治者主张“省商贾，众农夫”，使小农经济得到保障。

中国特殊的文化因素也是“重农抑商”政策形成的文化根源。古代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东方农业国家，是以农业文明为依托的宗法社会。血缘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文化强调等级秩序和尊卑有序。商业经济的发展会导致两极分化，威胁小农社会的均平、停滞的生活。为了维持静态的文化秩序，“重农抑商”政策应运而生。这一政策符合中国古代文化价值准则。

李悝的“禁技巧”政策以及“重农抑商”统治理念的形成，既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政治和文化上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这一政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