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私自利最后变成心系国家 两晋士大夫为何转

两晋时期的历史变迁与士人心态的转变

两晋时期，中国历史的舞台经历了一场政权跌宕、战火连绵的沧桑巨变。在这几百年间，士人的精神世界与人生追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今天，让我们一同探寻这一历史时期的奥秘，了解士人心态如何从心系国家转变为自私自利。

从东汉末年，政权动荡不安，社会陷入了战火纷乱的泥潭。在这一背景下，东晋的士人面临着宦官专权、大一统危机的严峻挑战。他们胸怀报国大志，以儒家心态积极抗击宦官，维护皇权。朝廷自身的腐败愈发严重，士人在心理上对大一统政权的眷恋逐渐消失。这种悲哀心态导致西晋士人放弃对天下的胸怀和报复，转而走向个体的享乐逍遥。

这一巨大转变的原因何在？一方面，朝廷腐败使得士人得不到重视，只能走向自我放纵。东晋著名医药学家葛洪在《抱朴子·名实》中的描述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一现实。政治理想的破灭引发了物欲纵横、自私自利的士风。此时士人的心态中，无论是爱财聚敛而挥霍纵欲，还是吝啬守财，都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坦然心态。生活上的放纵自适，更是成为士人享受生之乐趣的方式。

朝纲紊乱使得士人的眼光转向山水，追求虚名也成为他们的一种心态。西晋的纵欲之风更甚，士人除了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外，更追求风流潇洒的精神享受。他们用老庄思想点缀生活，口谈玄虚而入世甚深，寻找人生的最好享受并享受名士的声誉。

另一方面，儒学的颓败和玄学的兴起也推动了士人心态的转变。在东汉末年到东晋年间，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崩坏和经学中衰，儒学僵化的思想模式逐渐松动。儒学权威地位的下降使得诸子思想重新活跃起来，社会上论定是非的标准多样化。士人由传统的“儒家君子”变为讲求个体自由的“闲散”士人。他们追求名士风流，通过人物品评展现自我，寻求精神上的满足和物质上的享受。

两晋时期士人心态的转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权跌宕、社会战乱使得他们失去对大一统政权的信任；朝廷腐败、政治理想的破灭引发了物欲纵横、自私自利的士风；儒学的颓败和玄学的兴起则为士人提供了追求个体自由和享受生活的思想武器。这一转变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个过程中，士人们用老庄思想点缀生活并寻找人生的平衡点和满足感这或许正是他们在面对历史巨变时所寻求的出路和生存策略吧。在历史的长河中，西晋时代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在这个时期，士人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心灵觉醒与人生探索。面对儒家的道德逐渐失去束缚力的现实，他们开始追求自我发展，纵情山水，寻找人生的真谛。

这是一个充满战乱的时代，士人们在生命的短暂与现实的残酷之间感受到了深深的悲凉。在这种背景下，他们选择了纵酒享乐，希望通过歌舞与美酒暂时忘却人生的短暂与痛苦。他们在鸟鸣山涧之间，沉醉于美酒之中，享受人生的片刻幸福。这种放纵并非简单的堕落，而是他们在面对家国颓散的时代所表现出的一种自我保护与心灵慰藉。

玄学的兴起，更是为士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他们主张“享乐即养生”，将生活的快乐与养生结合起来，宣扬一种重视生活、重视情欲的养生观。向秀和嵇康的观点代表了不同的养生流派，虽然观点各异，但都反映了士人们重视自我、重视生命的思想。

在这个政权没落之交，士人们内心的压抑和苦闷更是前所未有。儒家的利益纲常已经无法拯救社会秩序的颓败，他们开始借玄学作为保护伞，以玄学的人生观来反抗虚伪、放荡的政权。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成为他们对虚伪政权自我反抗的旗帜。

这种执着反抗也让士人们在世俗社会中无处立足。玄学虽然能容纳他们，但由于它没有解决个人对社会承担责任的问题，注定为社会所摈弃。西晋士人留给后人的奢靡名声，是玄学大兴的必然悲剧。这些士人被杀是因为他们的言行触动了名教的底线，也是司马氏在权力争夺中的需要。

在这个时代和思想的双重压迫下，他们的享乐奢靡并非真正的放纵，而是对人生的片刻安慰。他们渴望抓住生命中的每一刻幸福，用纵酒享乐来暂时忘却痛苦与悲哀。这种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纪念。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人生的热爱和对自由的渴望，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追求美好的生活。参考文献：《魏晋风度》、《与山巨源绝交书》、《玄学之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