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是怎样惩处贪官的？对大清朝有何帮助

康熙、雍正年间，清朝的官员贪污现象已经极度严重。那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们如索额图、明珠、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人，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收受贿赂。民间流传的民谣揭示了这一现象的严重性：“九天供赋归东海，万国金珠献澹人。”对此，康熙皇帝也深感忧虑。他曾严惩了一批贪官，并以于成龙、张伯行、张鹏翮等廉洁官员为榜样，期望官员们能效仿。

康熙逐渐发现，贪污现象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甚至连他树立的廉洁榜样也并非完全清白。如张鹏翮在山东兖州任职时，曾收受他人财物；张伯行酷爱刻书，每部书的刻制费用高达上千银两，远超过其官俸所能承担。

康熙晚年，他已不再致力于肃清贪污，甚至认为官员若无一定的资助，其日常生活及家人胥役将无以维持。这一观点无疑给各级官员传递了一个信号：他们可以更加无所顾忌地贪污。

雍正皇帝继位后，决心打击贪污，整顿吏治。他严格要求各省在限期内补足国库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予以严惩，追回赃款并抄没家产。继位仅40天的雍正，在正月初一下达了11道诏书，明确官僚职掌及为官之道，并历数官场积弊和官吏肆意侵吞的罪行。他要求采取一切手段惩治官员犯罪，追补亏空，清查钱粮。

户部作为主管钱粮的部门，被列为清查重点。结果查出户部历年实际亏空白银250万两。雍正责令各省开展钱粮清理工作，要求不分满汉，一律清查，徇私之官与贪者同罪。这一行动导致许多地方大员因亏空革职、查封家产。仅雍正元年一年里，被查处的地方官就多达数百人。雍正二年，闽浙总督满保奏称属吏已劾多员，若再题参恐至无人办事。湖南巡抚魏廷珍亦奏一省属员参劾已大半。到了雍正十年，直隶总督李卫说全省府厅州县官员在任三年以上的屈指可数的原因之一就是被撤职的人太多了。

雍正对地方贪腐官员的严厉惩处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震动。他的行动不仅有效地打击了贪污现象，也树立了一个清廉自律的榜样。这一时期的官场风暴几乎从未停止过，且惩处力度越来越严厉。这无疑为后来的官员敲响了警钟，提醒他们必须恪守职责，清廉自律。在历史的舞台上，雍正帝面对着一场严峻的考验。那些对时政心怀不满的人，纷纷议论着朝廷的严厉打击贪腐行动，甚至称之为“朝廷重聚敛而惩盗臣”。市井之间，甚至流行一种名为“抄家和”的斗牌玩法，似乎连娱乐也弥漫着一种肃杀的气氛。雍正帝不为所动，他深知这一切不过是那些贪赃犯法的官员为了逃避惩罚而散播的流言。

雍正帝明确表示，他打击贪腐的决心坚定不移。自雍正三年起，他对贪腐之官实施了更加严厉的打击，除了抄家籍没，甚至施以严刑诛戮。他规定，凡是侵欺钱粮白银一千两以上者，照监守自盗律处斩。这一铁腕手段，使得贪官污吏无处藏身。

从雍正元年到九年，雍正帝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波及全国的钱粮清理行动。这场行动不仅清理了户部和各府寺监的库存，还涉及地方府州县的钱粮。在这期间，数千名贪官污吏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雍正帝在肃贪除恶方面表现出务尽的态度，他强调：“丝毫看不得碍于情面，务必严加查处。”他追求的是将贪官追得水尽山穷，甚至让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做个穷人。这一决心和行动，展现了他对贪腐的零容忍态度。

在雍正四年的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贪污、受贿、亏空案中，两人畏罪自杀。雍正帝并未就此罢休，他下令追究这两人的子弟和家人的责任。雍正帝明确表示：“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借死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是万万不行的。”

雍正年间声势浩大的惩治贪腐行动，对康熙朝后期的腐败弊病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对官场侵贪的积习给予了沉重打击，一举刷新了吏治。这一行动不仅整顿了官场风气，还带来了直接的财政效果。至雍正末年，户部银库积蓄多达6000余万两，是康熙后期的八倍多。国家财政窘迫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日本史学研究者佐伯治曾评价雍正：“康熙宽大、疏阔，若无雍正整饬，满清恐早衰亡。”后世的评论也指出，“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这些评价或许有些夸张，但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认可。雍正帝以坚定的决心和果断的行动，为清朝的繁荣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治国之道和铁腕手段，不仅在当时取得了显著成效，也为后世树立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