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言论自由咋样？汉景帝还主持过辩论大会

古代中国民意表达与言论自由的演变——以汉朝为例

在历史的深处，那些古老的文明国家如中国，其政治体制与社会治理方式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当我们回望汉朝，会发现这是一个言论自由逐渐觉醒的时代。那么，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是否出现了类似希腊罗马式的元老院或国民大会这样的民意表达机构呢？又是如何倾听民意的呢？今天，让我们跟随司马先生的视角，一竟。

汉朝，这个继承了秦朝制度的王朝，在某些方面却展现出与秦朝截然不同的风貌。尤其是在言论这一点上，汉朝的变迁尤为引人注目。在秦朝，一旦言论犯法，面临的将是残酷的肉刑，从砍手斩脚到凌迟处死。在汉朝，情况有所不同。

起初，汉朝约法三章，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一些法令上进行了“更法”的举措。其中尤为令人称道的是废除肉刑和废止“以诽谤、妖言治罪”。这一变革的起点是“缇萦上书”事件。当时，齐国女子缇萦为了拯救被判处肉刑的父亲，向汉文帝上书，其情其景触动了皇帝的心弦。汉文帝意识到，继续实行肉刑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决定废除肉刑。

这一决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丞相张苍的办理，将斩脚趾、割鼻子、脸上刺字等残酷肉刑改为打板子。由于板子数量过多，仍有一些罪犯在板子下丧命。随着时间的推移，板子数量也大幅减少。从残酷的肉刑到打板子，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

而汉文帝的另一项“更法”举措，更是令人称赞——废止“以诽谤、妖言治罪”。这一决策实际上已经赋予了民众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所谓诽谤，在尧、舜时代，本不是什么罪过。那时的皇宫门口竖有“诽谤之木”，供百姓书写对国家政事缺失的意见，类似于今天的《顾客意见簿》。随着时代的变迁，诽谤之木演化为皇宫门前的华表，诽谤一词也由中性词变成了贬义词。

到了西周末年，国人因议论周厉王的是非而触怒了他，定下了诽谤罪名。秦始皇时期更是因侯生、卢生的议论而引发了一场暴政下的惨案。这些历史告诉我们，言论自由并非易事。汉文帝的决策为汉朝乃至后来的历史开启了新的篇章——言论自由的空间逐渐扩大。

制定汉朝律法时，大部分秦法被照抄下来，包括诽谤罪。但汉文帝在位期间宣布废除这一罪名，表示古代显明君主治理天下应听取建议，不应堵塞言路。他在诏书上明确表示：“现在的法律设立诽谤妖言罪堵塞言路是不明智的。”这一决策无疑为汉朝的言论自由开辟了新的道路。

汉朝在民意表达和言论自由方面经历了重大的变革。从废除肉刑到废止以诽谤、妖言治罪都体现了这一时代的进步。这样的变革不仅为当时的民众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机会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在尊重民意、倾听民声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中国历史的洪流中，曾有一段短暂而又特殊的时期，那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璀璨瞬间。在这个时期中，人们不再因为诽谤妖言罪而受到严厉的惩罚，思想的火花得以短暂的绽放。

汉景帝的时代，御前曾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学术辩论。这场辩论的主题犹如一颗思想的，引发了巨大的波澜——《汤武革命是不是以下犯上？》。

辕固生和黄生，两位学者，成为了这场辩论的焦点。辕固生坚信汤武诛纣是民心所向，而黄生则认为那不过是假借民意之名，实则暴力夺权。辩论到了高潮，辕固生以一句巧妙而阴险的言辞反击：“如果这样的话，皇帝推翻秦朝也不对吗？”显然，他试图借政治之力来压制学术。

黄生面临了巨大的压力，汉景帝则陷入了沉思。这位明智的君主并未被辕固生的言辞所动。他以一种幽默而智慧的方式回应：“未曾品尝过马肝的人，怎能自称美食家？未曾过汤武受命之事，又怎能自称学者？”他的比喻恰到好处，既表明了对于学术自由的支持，又巧妙化解了这场危机。

辩论结束，但其影响深远。我们再次看到了历史的汉朝，并不如教科书所言那般死板、压抑。言论和思想的碰撞，其实一直存在于汉朝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是在那个不许乱说乱动的时代，人们仍然保持着对于知识和真理的追求。而汉景帝的智慧和开明，更是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后来的历史又会如何呢？我们下集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