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增加湘军战斗力，曾国藩实行了什么制度？

在皇位刚刚交接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南方几乎无一幸免。清廷的绿营和子弟军已无法应对，而湘军则如救命的稻草般崭露头角。

湘军的辉煌背后，有着诸多成功的秘诀。其中，高薪和保举制度是两大重要因素。在当时那个饥荒频发、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曾国藩制定的湘军饷银是朝廷正规军的三倍，这一举措吸引了无数湖南人踊跃参军。而保举制度则是一种激励将士的晋升途径，按战功保举一定数额的将士为国家武职官员，甚至高级将领还能被封为文官。

曾国藩虽然在衡阳誓师时喊出了“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的口号，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实战中，他深知要让士兵们有动力战斗，必须给予他们实际的好处。他不仅让湘军的将士获得实际的“利”，还用“名”来鼓励他们。他鼓励部将大胆保举亲信，以此凝聚将士的心。

湘军初期的保举制度并没有硬性指标，但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每打一次仗，一百人中可以保举三人。在攻克武昌的战役中，就有两百多名湘军将士被保举。这一制度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使得湘军领袖能够受朝廷封赏，升官发财，普通士兵也能在战斗中分享胜利的果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保举之风逐渐盛行，甚至出现了滥保的现象。无论是参战的、未参战的，只要有关系就能获得保举。太平天国封王过多，湘军的保举也失去了控制。由于裙带关系严重，甚至在家务农的未成年人、还在肚子里的胎儿都能被想办法冒领军功。

这个风气在湘军中的“吉字营”最为突出。曾国荃利用这一风气作为笼络手下的手段之一。虽然保举之风增加了战斗力，但也为国家埋下了隐患。太平天国胡乱封王，湘军肆意保举，都是只顾眼前利益的行为，不顾未来后果。

湘军中各营保举的武职官员多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数万人。由于被保举太容易，不仅湖南人竞相投奔，甚至一些文人也不惜加入湘军，出谋划策、提供技术帮助。数学家李善兰在湘军幕府一住就是八年，解决了机械制造局不少问题。许多士子如俞樾、吴汝纶、王闿运和王安定等也纷纷投奔湘军。一些人希望通过湘军获得实职机会，甚至认为在湘军比在朝廷更有前途。

在湘军初期，曾国藩只有二品虚衔，没有实职。这意味着许多被保举的人只是获得了虚衔，却没有实际履职的机会。这种情况在湘军后期产生了普遍的厌战情绪，严重影响了战斗力。直到曾国藩多次向朝廷明示暗示后，终于获得了两江总督的实职。此后，湘军更多的将领有机会担任实职，保举制度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推动了湘军不断向太平军逼近并最终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