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们是如何捞钱的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古代官员的财富积累途径与制度背景

今天，我们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古代官员的财富积累途径以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历史上，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官员的财富状况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古代，由于官员的俸禄普遍不高，这种现象更为显著。那么，古代官员是如何捞取财富的呢？让我们一探究竟。

制度设计是官员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历朝历代都存在贪官污吏，这并非偶然，而是制度使然。以明清两代为例，官员的俸禄并不高，一个正二品的尚书年薪只有152两纹银，这对于一个需要养活一家人的官员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为了生活得更好，许多官员选择了贪污。这并非个例，而是普遍现象。有句俗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生动描绘了这一现象。

那么，古代官员是如何捞取财富的呢？一种常见的方式是收取耗羡。这是指在实际收粮收银时多收一些，称之为米耗和火耗。这是一种有理有据的方式，不能算作违法乱纪。耗羡的计算方式却很含糊，地方官在计算损耗时往往会多算一点，这样就有了俸禄以外的收入。还有种种灰色收入，如公事、规礼、罚赎等。这些都是落入州官、县官腰包的额外收入，数目也相当可观。

除了这些常规方式，胥吏衙役也参与其中。他们以权力换取好处的方式和门路并不比长官少。在收租催赋、摊派徭役、管理市场等方面，他们都有文章可做，也有油水可捞。有时这些人贪起来，甚至比官员更狠。司法腐败也是其中的一环。在民事诉讼中，他们可能两边勒索；在刑事案件中，严刑逼供，榨取钱财，甚至故意制造冤假错案。

我们必须清楚，这些财富积累方式并非无所顾忌。常规性的收入只有州县才有，因为州县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州县的上级官员则通过孝敬的方式获取收益。这些规礼包括临时性和常规性的两种，如炭敬、冰敬、节礼、寿礼等。礼金的多寡因地区和职位而异，但不送是不行的。

那么，这些现象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呢？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本身。皇帝默认、百官奉行，形成一种不算腐败的腐败，称之为“非典型腐败”。即使像林则徐这样的清廉之官也无法完全避免这种环境压力。皇帝知道耗羡有问题，但为什么不改呢？因为改不了。陋规二字早已揭示了这一点：明知是腐败，却又非做不可。

古代官员的财富积累途径与制度背景密切相关。在当时的制度下，为了生活得更好，许多官员选择了贪污和收取额外收入。而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本身，这是一种既成事实的习惯和规则。在官场之中，下级官员们深谙一条不言而喻的法则：与上级保持良好关系，至少避免得罪他们。实际上，所谓的“官场陋规”，完全是根据权力和权利的关系来构建和执行的。只要存在权力关系，就必然存在这些陋规，无论对方官职大小。

想象一下，地方官员前往京城办事，使用印章时，需要送出所谓的“印规”，这笔钱实际上是给办事员的。办事员虽然不敢私自吞没，但也会按照既定的规矩，将一部分分给上司和同事。当去上级领导那里汇报工作时，还需要给门房和跟班送红包。虽然门房和跟班并非官员，甚至不算吏，只是普通的下人，但在权力面前，他们却拥有通报与否的小权。在官场陋规面前，即便是同级官员，所送银两的多少也只与权力关系紧密相关，而与官职级别无关。

这种腐败现象，一旦成为固定的规矩，或者到了大家都习以为常、不视为腐败的地步，就只能说明腐败已经成为这个帝国的普遍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其背后的罪魁祸首无疑是帝国制度本身。

作为一个集权制度的帝国，其规定了资源和财富可以通过权力来剥夺和占有的基本原则。在这样的权力社会中，必然有人愿意赎买权力，也必然有人愿意出卖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腐败可以说是帝国与生俱来的产物，就像是帝国的胎毒。

在易中天的《帝国的终结》和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中，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描述。这两部著作都揭示了官场陋规和腐败现象的根源，并指出了帝国制度的弊端。在这样一个制度下，权力成为了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而腐败则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现象。要想真正根除这种现象，就必须从制度入手，打破权力的垄断，实现真正的民主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