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心主义是如何出现的？有哪些影响呢？

在探索实践的意识与社会权力的交织中，我们见证了社会权力作为唯心主义表达，如何映射出特定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我们称之为现存的经济界限、生产方式或市民社会。要理解实践的唯心主义内涵，我们必须追溯这些物质基础的起源与发展，而在这其中，劳动的分工无疑扮演着核心角色。

分工并非凭空出现，它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反过来，分工也成为了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最初的分工简单，仅基于男女的自然条件。但随着经济生活的扩张，工商业劳动逐渐从农业劳动中剥离，商业劳动与工业劳动的分离也随之出现。这些以农业为自然前提，以工业和商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活动，共同构建了市民社会的基本面貌。

在工业和商业的细分领域内，存在着更多的具体分工。值得注意的是，由这些分工部门组成的市民社会并非零散的集合，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整体性提示我们，分工的背后需要有公共机构来管理和协调不同的部门，以维护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这个基于共同利益的机构，即国家权力的萌芽。

公共权力虽源于劳动的分工以反映市民社会的共同利益，但作为不同分工部门的协调者、管理者和集体安全的保卫者，其本身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全新社会分工部门。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这个部门在量和质上都在不断壮大。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催生了对于特定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如书写、测量、计算等。于是，从管理部分中分化出专门从事“纯粹意识”的子部门。至此，劳动的分工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出现了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完全分离的社会大分工。

经过这一分工，部分人脱离了直接的物质生产，专注于经济生活的领导、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科学艺术的创造等精神生产活动，逐渐演变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而大多数人则继续从事物质生产的各个部门繁重体力劳动，以保证除了维持自身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外，还要生产出维持精神生产部门所需的劳动产品，他们成为了社会的被剥削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社会大分工，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在精神劳动的若干分支中，掌握公共权力的部门通过对权力的篡夺，率先演变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独立机构。这个机构通过军队、警察和监狱等暴力工具来保卫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就导致了公共权力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出现颠倒：本来是第二性的公共权力，因将自己的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变成了虚假的第一性事物，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个利用组织化的暴力作为生存手段的唯心主义国家，就成了剥削阶级用来保卫自身经济利益的暴力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