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有多大的本事？同时弹劾四个宰相

关于四个宰相的背景及弹劾事件

在历史的烟云里，一段关于四个宰相被弹劾的往事，如今依然引人深思。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政治事件，更是北宋仁宗时期“君、宰、谏”三方博弈的缩影。

北景祐三年，韩琦被任命为右司谏，赴任舒州之际，却因河东地震及西夏元昊的侵边事件，被召回京。面对大宋王朝前所未有的压力，以韩琦、宋祁为首的“少壮派”政治集团，纷纷发表意见，抨击时政。他们将矛头指向了宰相，认为灾情及边事的困境是宰相的不作为所致。

韩琦上疏《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指责当朝宰相及几位大臣，对灾情应对不利，对西北边事更是束手无策。这一行动被称为“片纸落去四宰执”，也是韩琦一生的高光时刻。

那么，为何在宋朝，韩琦能够弹劾掉朝廷的四名宰执，并全身而退?这背后的政治逻辑及制度建设耐人寻味。

韩琦身为右司谏，属“台谏”官员，有监督百官之权，谏议皇帝之责。但在古代政治中，一次性弹劾四位宰执，难度极高。这是因为宰相在宋朝地位崇高，是士大夫的核心代表，罢黜宰相需要极大的勇气与决心。

仁宗皇帝在面对内忧外患之际，欲罢黜四位宰执，但又碍于祖宗之法。韩琦入宫觐见仁宗，建议由他来上疏弹劾四位宰执。而仁宗年间的“台谏”制度的发展，为韩琦的行动提供了可能。

“台谏”是宋朝特有的监察机构，专门负责监察百官、谏言皇帝。仁宗朝时期，“台谏”得到了执政者与当权者的大力支持，形成了能与宰执相抗衡的政治势力。仁宗更是优待谏臣，使台谏摆脱了官僚集团的控制。

在这一背景下，韩琦得以凭借“台谏”的身份，成功弹劾四位宰执。而这一行动的成功，也标志着“台谏”制度在宋朝的重要地位，以及韩琦个人勇敢、智慧的展现。

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韩琦的胆识与智慧，更是北宋时期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反映了古代政治中的复杂博弈，也展现了宋朝皇帝对于言官的优待与尊重。这一事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仁宗朝：皇权与台谏的博弈与变迁

尽管历史长河中充满了曲折与变化，但在仁宗朝时期，一种微妙的平衡始终在皇权与台谏间展开。那时的仁宗皇帝，总能倾听并采纳台谏的意见，有时甚至达到“惟言官是听”的境界。被台谏所攻击的大臣，往往难以逃脱罢黜的命运。

在这一时期，吕夷简、范仲淹等重臣都曾遭受台谏的弹劾，相继免职或贬谪。这一现象背后，不仅彰显了皇权的支持，更展现了台谏机构的日渐壮大。随着宰执集团的崛起，皇权感受到了压力，急需寻找与之抗衡的力量。言官集团，便成为了皇权的重要选择。

经过仁宗的“台谏”制度改革，言官集团掌握了话语权和监督权，不再受制于中枢机构，逐渐崭露头角，能与宰执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切，既彰显了皇权的智慧，也预示着一场新的博弈即将开始。

有时候皇帝的支持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当仁宗过分依赖“台谏”机构时，这一制度的发展逐渐偏离了初衷。欧阳修曾指出，即使台谏所传的风闻不实，也应予以宽容。然而近年来，宰相往往因言官的弹劾而被罢免。

在仁宗的庇护下，“台谏”的职权被无限放大，甚至开始干预朝廷中枢的决策。当时有言官直言不讳地指出：“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新科汪辅之甚至质问宰相是否只是奉行台谏的旨意行事。显然，原本专司弹劾稽查的台谏机构已经越俎代庖插手行政事务。这种变化显然违背了仁宗提升台谏的初衷。

随着势力的膨胀，“台谏”成员的素质逐渐参差不齐。他们逐渐摭人之阴私，上书言事的对象和原因发生偏移。原本设立台谏的目的是为了纠正皇帝的过失和臣下的罪行，而非针对个人的微末过失进行大肆弹劾。然而仁宗朝后期却出现了针对皇帝微末过失以及宫闱小事进行极端弹劾的情形。这种变化让仁宗意识到“台谏”的路似乎走歪了。为了纠正这一风气，仁宗曾下诏禁止非朝廷得失、民间利病的无端弹劾。

然而一纸诏书已经难以遏制“台谏”日益猖獗的风气。随着这一制度之风的愈演愈烈，“台谏”逐渐沦为党争的工具。“朝臣以上书言事为由互为攻讦”，“台谏”制度失去了原有的监察作用。这一风气代代相传，最终成为妖邪之风席卷朝堂直至宋朝灭亡。在这个过程中皇权与台谏的博弈与变迁始终伴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演变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