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轶事：曾划定了最早的遗产保护范围

中国遗产保护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国家级遗产保护活动的记载始于远古。从《祭法》和《谥法》的出台，至今已逾三千载。国家推动对历史名人的陵墓保护，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关于建筑遗产保护范围的划定，我国早在近五百年前就已制定了明确的“国家标准”。中国的遗产保护传统体现在将保护与历史名人相结合，重视社会精英的文化基因与生物基因的传承，以及建筑物与环境的协同保护。

现今实施的联合国遗产公约中的原真性评价等标准主要反映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观。虽然我国作为签约国，贯彻其保护精神和原则对于保护本国遗产至关重要，但基于石构建筑的评价体系并不完全契合中国的实际遗产情况。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等人提出的《曲阜宣言》旨在解决世界遗产组织评估标准的中国化问题，为木构建筑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观点。这一宣言并未充分涉及中国自成一体的木构建筑及更广泛领域的遗产保护传统。

个人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涉猎大量古代历史文献，发现中国拥有自成体系的建筑遗产保护传统。这一研究能为学界提供新视角，纠正遗产保护理念上的全盘西化倾向，并展示中华民族三千多年间无数先贤所的遗产保护经验。该研究还能补充现行世界遗产评价体系的不足，指导中国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更好地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

中国的遗产保护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首先是草创阶段，也可称为封建阶段，主要定型于周代，确立了祭祀法、谥法等制度，并形成了历史名人保护体系。其次是成熟阶段，即郡县阶段，秦代至唐宋时期，除了传统的名山大川和历史名人保护系统外，儒、佛、道三教都形成了自己的保护体系。这一阶段传统文化成为城乡沟通的纽带，名山大川和名人胜迹的保护进入自觉阶段。

进入向国外学习阶段或开放阶段后，清末至今，尤其是当代，中国开始借鉴国外遗产保护经验。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了《文物古迹保护法》，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公约的签约国。目前，我国已有33项世界遗产列入名录，并在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产生着世界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汉高祖刘邦虽在战争年代对儒生有轻慢之举，但实际上他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他亲自祭祀孔子，对秦宫室的保护也有明确态度，反对烧秦宫室、掘秦墓的行为。这些举动表明了他对传统文化和遗产保护的重视。远古的时代，刘邦作为新建立的国家的天子，深知尊事天地的重要性。在他登基后的第五年，他决定以亡诸为闽粤王，以此彰显他的崇敬之情。他在诏书中提到，粤王亡诸世代奉粤祀，然而秦朝的侵略使他们的社稷失去了血食。当诸侯伐秦之时，亡诸挺身而出，率领闽中兵马协助灭秦。与项羽不同，刘邦并未废除他的地位，而是给予他崇高的荣誉，封他为闽粤王，并让他统治闽中之地。这种对前代人物的尊重不仅体现在封王之上，还体现在对墓葬的保护上。

在刘邦称帝后的第十二年，他颁布了《置秦皇楚王等守冢诏》。这份诏书中明确列出了一份保护名单，包括秦皇帝、楚隐王等历史人物及其家族的后人。刘邦规定他们的后人要负责守护这些墓葬，并给予了他们复除的特权，不必承担其他事务。这样的遗产保护政策在刘邦的时代确立后，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沉淀，虽然历代王朝有所增损，但其基本格局仍然保持不变。

当我们今天划定风景名胜区和古迹保护范围时，总是有一个明确的范围界定。这种传统沿袭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和保护。据文献记载，最早的遗产保护范围划定的国家标准出现在距今约1502年前的北魏时期。朝廷颁布了《祀先代诸圣诏》和《旧墓不听垦植诏》，明确规定了祭祀的先贤和保护旧墓的措施。其中提到的保护尺度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县级三种等级，与今天我们对于文物保护单位的划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和保护不仅体现了古人对历史的敬畏之心，也为我们今天保护传统文化和遗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刘邦时代到现在，我们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与保护一直延续不断。这种传统不仅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坚实基石。让我们共同携手，保护好每一片历史遗迹，传承好我们的文化遗产，让它们永远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