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灰色收入：应酬日日不断

古代的权力架构中，灰色生存现象

在古代的权力结构中，特别是在地方的官府衙门里，官吏们的生活并非全然遵循单一的黑白分明的规则。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复杂因素的灰色地带，这个地带充满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这些官吏们，在权力的熏陶下，或多或少地掌握了一些获取灰色收入的途径。他们中的大多数，在遵守官家制度的也遵循着另一套生存规则，游走在制度的边缘。这种现象在古代新王朝的初创阶段尤为明显，因为那时的国家机器与政治制度尚未完全重建，灰色生存系统仍有生存土壤。而在正常的年份里，这种半明半暗的行为往往被视为一种半合法的存在。

古代官僚制度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制度，其主要特质就是命令和服从。人是具有柔韧性的生命个体，面对现实和规则时，往往会选择被动服从，甚至被制度物化。这种被动服从是官家制度的“异化”模式，而官员的灰色生存正是这种异化的体现。

在这种异化了的制度下，个人力量显得微不足道，人们往往被裹挟成为制度的一部分。古代官员的灰色生存与权力配置的特点以及崇尚权力的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正式权力的暗箱操作是官员灰色生存难以真正被遏制的主要原因。

灰色收入是这种灰色生存的直接产物，它主要表现为那些既不能确定其来源合法性，又不能确定其非法性的收入。这些收入来自于各种复杂的关系网络，例如逢年过节的官府衙门和各部门福利中，权力集中者所得远超一般官吏；人情送礼中，官阶越高、权力越大，节礼越丰厚。这些都与官家制度的“敬长尊权”规则紧密相连。

古代官场是一个熟人社会，很多事情最终都会归结到“人情”二字。在这个社会中，熟人自然形成关系，关系就是人脉资源。打通人脉的过程就是把人置于一种灰色生存状态之中，需要依靠糖衣炮弹轰开人与人之间的冰冷状态，把关系搞得熟络，为捞取私利做好铺垫。

灰色生存现象的最大特点就是形成私人利益的对接管道，并通过这种管道把人与人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无所不在的关系网。这些关系网越织越密，灰色收入愈演愈烈，成为扭曲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润滑剂。换句话说，熟人社会所遵循的运行规则就是灰色生存的基本规则。

要完全量化古代官员的灰色收入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仅因为灰色收入的隐蔽性，更在于其来源的复杂及界定的困难。这个量是个变量，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职位而异。

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张集馨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晚清官场的生动画面。这幅画卷展现的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官员们终日忙于迎来送往，宴会戏码不断，大小应酬接连不断。每月都有盛大的宴会，而每日都有琐碎的小聚。在这些宴会上，戏价、备赏、酒菜等开销杂项，总花费竟高达二百余金。

就在这歌舞升平、觥筹交错的繁华背后，晚清官员们悄悄将公权力或个人影响力转化为私利。他们把这些考量深深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热闹的交际场上，那些白纸黑字的制度条文似乎变得苍白无力。

这些制度条文并不能完全解决官场内的所有问题。这时，“熟人社会”的准则便开始发挥作用，它为权力披上了一层温情的外衣，使得权力运行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对于官僚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构建自己的圈子，而非深入研究儒家经典或学习圣谕。他们需要运用各种手段，全方位地维系自己在关系网中的地位。

想要在权力场上站稳脚跟的官员，必须动用这些手段。这些手段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

对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来说，人情世故同样是他们必修的功课。这门功课是他们行走世间的防身术，精通此术才能有机会获取权力利益或减少权力对自己的伤害。

由此可见，灰色生存的意识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不仅仅是官场独有的现象。以福康安为例，这位刚刚从前线凯旋的英雄，在报销军费时却遭遇了书吏的勒索。这种勒索行为不仅体现出了官场上的灰色现象，也反映了权力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福康安的身份地位虽高，但依然无法完全避免这种灰色交易。这也反映出官场生态中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和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官场和社会各阶层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灰色生存意识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涉及到权力的运作和利益的分配，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