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安将军与陕甘总督哪个职位权力更大？

人们常误认为西安将军是位高权重的一品高官，实际上在权力格局中，总督的权威无疑更为显赫。驻防将军则属于那种典型的“地位崇高而实际权力有限”的角色。尽管身为一品大员，但其实际权力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在武将的品级中，一品高官并不罕见。例如提督就是从一品，总兵则是正二品，他们的官阶与总督相比似乎稍逊一筹。在权力的较量中，提督和总兵显然无法与总督相提并论。西安将军作为清朝的驻防将军，相当于现代的驻军司令，属于武官范畴。

据史书记载，驻防将军的职责包括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以及修举武备。简而言之，驻防将军负责维护驻地的军事安全，防止动乱，训练士兵，加强与民间的和谐关系。一旦有百姓反抗或的情况，驻防将军需与当地的知府、巡抚和总督协同行动，镇压叛乱。

尽管驻防将军地位崇高，但他们实际上只能管理自己的军队，对地方事务并无太多权力。他们的职责类似于现代驻扎在各省的警备区司令，在权力上并不与地方政权产生交集。一旦出现地方动荡，驻防将军需配合地方官员，听从中央朝廷的调度，在必要时出动军队。

以抚远大将军为例，他们曾属于军区总司令级别，连总督、巡抚都要受其调度。但当时年羹尧从抚远大将军调任杭州将军，看似升官，实则明升暗降。这是雍正皇帝处理年羹尧的一个信号，意在剥夺其兵权。

总督虽然官阶仅为正二品，但地位崇高，负责两到三个省的地方事务，属于文官中的顶级官员。他们的权力自然不是驻防将军所能比拟的。尽管总督并非地方土皇帝，不能随意插手地方事务，但他们在监察地方官员、维护地方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以两江总督和江西巡抚沈葆桢的冲突为例，两人因观念不同产生矛盾。曾国藩曾试图弹劾沈葆桢，后因调解才作罢。这起事件的起因是曾国藩希望沈葆桢在军费上给予支持，但沈葆桢认为仗已打完，应更注重地方建设而非继续支持军费。这体现了总督并非完全掌控地方事务，他们的职责更多的是监督地方官员的行为。

随着晚清政治的崩溃，总督在地方上的权力逐渐膨胀，甚至拥有了自己的私人武装部队。西逃期间，这些总督曾密谋推举李鸿章主持朝政。但在慈禧的强势下，这些计划并未成功。慈禧曾严厉斥责各省总督的不奉诏行为，但随着东南互保的达成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朝廷的权力已经严重受损。

无论是驻防将军还是总督，在权力格局中都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各自肩负着维护地方稳定和安全的重要职责，尽管权力大小有所不同，但在历史的长河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慈禧太后意识到了局势已经转变，深知再也无法仅仅依靠“惟各该督抚是问”的命令来维持统治。这位精明的太后不得不调整策略，言辞一转，表明了一种新的态度。

在京师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慈禧曾下令各地疆臣坚守疆土，避免冲突。东南地区的和平保护，正是因为遵循了她的旨意，意在维持和谐，不愿看到战事再起。慈禧太后似乎把东南互保的局面当作了自己的英明决策一般。

实际上，慈禧太后深知此时的局面已经不再是她一人能够掌控的。总督们在地方上的权力日益增强，已然成为了地方的土皇帝。他们通过与其他势力协商达成共识，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地方势力网络。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区域稳定，积极推行东南互保政策，这无疑让慈禧太后感到压力倍增。

为了缓解这种压力，慈禧太后选择了一种策略性的方式为自己开脱。她通过称赞李鸿章等人的决策和行动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她知道，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缓和紧张的局势，并试图重塑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这种策略性的称赞不仅体现了慈禧太后的政治智慧，也揭示了她在权力斗争中的无奈和困境。

这位曾经的统治者深知自己的权力已经不再是绝对的权威，而是需要与其他地方势力进行协商和妥协。这样的转变无疑标志着清朝晚期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总督们已经成为了地方上的主导力量，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和区域稳定的也对中央的权力构成了挑战。而慈禧太后，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只能试图适应这种新的格局，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这种微妙的权力斗争和转变无疑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和深刻的启示。